不平凡的十年

几年来，每当我看到一些行将湮没的古老剧种被发掘出来，现出它们青春的光彩，优美的新戏一个接一个地在排演，大批新的青年演员走上了舞台的时候，我总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的确，我从七岁学戏，九岁登台，在历时三十多年的演戏生活里，从来没有像近十年生活得这样愉快、开朗而有信心！ 多么不平凡的十年啊！这是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获得辉煌成就的十年，是京剧艺术获得新生的十年，也是我开始了真正艺术生活的十年。 记得十年以前，我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那时在反动统治下，京剧也同其它文化艺术一样，正面临着衰亡的厄运。庸俗、低级的黄色剧目充斥了舞台：穿着摩登旗袍和高跟鞋的妇女摇着闪亮的纺车：猪八戒大唱流行歌曲；戏迷小姐唱着京戏，大跳“探戈”……色情的卖弄和凶杀的恐怖等恶性剌激代替了正当的艺术创造。而艺术家们呢？有的穷困潦倒，老景堪怜；有的愤世嫉俗，引身自退；有的慨叹终日，颓唐地挣扎着；有的为生活驱迫，只好绞尽脑汁去发挥奇异的“才能”，以赢取剧场老板的青睐……为了免除随时会遇到的刁难和迫害，演员们旅行演出常常要乔装改扮；每到一地要逐门拜客；而不少人却在指责京剧是一种落后的没落的东西。这就是当时京剧界的缩影。那时，我已演了二十多年戏，也有过较多的收入，但谁也不会想到，我当时经常拖着债，甚或有时会萌生改行的念头！然而，只不过十年，一切都彻底变了样。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年轻的剧种正在怒发新枝，老的剧种也在竞放奇葩，祖国的戏曲大花园已经变得万紫千红、美不胜收了。二十多万戏曲工作者都得到了安定无忧的生活，愉快而自觉地工作着。他们受到社会和人民的赞誉和尊重。对从事艺术的人来说，有什么能比得到社会尊重，安心进行艺术创造更为幸福呢！ 我自幼年登台，就憧憬着有朝一日能演自己独创的节目，但旧时代的二十多年，竭尽了心力也不过排出了十几个新戏。要编戏，没人写剧本；要排演，演员又不固定；即使排出了新戏，也只能草草率率勉强上演而已。解放后，我们改革了旧班社的旧制度，演员创作热情高涨，在政府帮助下，仅仅一年的光景，就排出了《将相和》、《云罗山》、《夜奔梁山》、《血泪城》、《虎符救赵》等五、六个大型新剧，有的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每排一戏，政府总要为我们邀请专家、同行来座谈研究，帮助修改加工；在排《云罗山》的时候，剧团资金拮据，政府购置了布景、服装，无条件地借给剧团使用。在这样的亲切关怀下，我们怎能不更加劲地从事艺术的创作和表演呢？ 1951年，我们新中国京剧团全体参加了国家剧院——当时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工作团，现已改组扩大为中国京剧院。从此，我们踏上了一个更为幸福的创作道路。 剧院汇集了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各个方面的优秀人才，修建了宽阔的排练场、现代化的剧场，收集了丰富的戏曲资料……这一切使我们具备了更完善的工作条件。演员们从此可以在剧院的全面安排下练功、排戏、研究、进修，多方面去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学绘画、读文学作品、练球技……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我自己也就在这样愉快的工作环境中不断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表演能力。 剧院整理了许多优秀的传统节目，排演了许多新节目，也对自己过去常演的节目逐一作了全面的细致的加工。为了培养发挥自己兼演文武老生和靠把、短打武生的特长，党不断给我以充分的实践、提高的机会。几年来，我曾排演创造了各种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角色，如胆识过人的贤相蔺相如、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被逼上梁山的英雄林冲、大闹天宫的猴王孙悟空、不惧强权的县令田云山、以义气著称的江湖好汉秦琼、忠厚而有远见的鲁肃，以及被地主逼死的贫苦老农杨白劳和英勇的解放军连队指挥员少剑波等等。而这些创造又总是以继承京剧艺术传统，发扬我们优秀的民族风格为前提。党一直在提醒我们，要防止机械地摹仿生活的自然主义和脱离生活的形式主义倾向，认真体会、掌握我们戏曲传统中的现实主义表演方法。本着这样的原则去进行多方面的角色创造，就使得自己不断地得到了提高。譬如，我过去常演《闹天宫》，但当时的表演往往是尽力模仿猴子的一些外形特征，凑凑热闹以博得观众一笑。现在我懂得了《闹天宫》这出戏的主题的人民性所在，重新分析了孙悟空的性格特点。这样，当我再表演的时候，我就不仅表现猴王的那些机智、幽默、毛手毛脚等特征，同时，更着力去表现他乐观的抗暴精神，使角色的内在气质和形体特征，紧紧结合起来，并设计了恰当的唱、念、做和武打动作，这样便使这一古老的神话剧，闪出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光辉。我们也经常研究如何灵活地继承和运用一些优秀的表演技术和绝技，来创造新的角色。例如最近我排演《响马传》就借鉴了一出内容不很好的旧戏——《洗浮山》中的某些造型、趟马、武打等技术，经过加工改造后，运用到这出戏的《观阵》场面中来，这就使这场戏更加惊险而生动，丰富了秦琼的形象。技术是存在在我们演员身上的，但，只有有了明确的创作道路和目地，它才能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刻划出为人民喜爱的人物形象来。 在剧院中，我们也用了一定力量在探索着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途径。扩大京剧艺术的表演范围和提高它的表现能力，是多少前辈艺人多年来的心愿。过去有人试图原封不动地套用旧形式；有人试图以话剧加唱的办法来实验，都失败了。的确，既要作到保持京剧原有的艺术风格，发挥其综合艺术的特点，又要使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舞蹈化动作适合于表现今天的生活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需要长时间的探索。但在去年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终于排出了第一个具有强烈京剧风格的现代剧《白毛女》，初步打开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大门。在创造过程中虽然困难很多，工作也非常紧张，但是由于一个新鲜的有意义的工作任务在鼓舞着每个人，就使我们经过努力之后终于完满地排出了这个戏。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帮助，没有这样的工作环境，那么，这一创造性的尝试，是无法想象的。 为了促使戏曲艺术的更加丰富多采，现在党又在鼓励我们发展各种艺术流派，提高演出质量。我自己要加紧勤学苦练去继承和发展前辈的艺术成果，并准备更多地辅导青年一代，演戏、学戏、教戏，继往开来，作一个不愧为党和人民所需要的京剧艺术工作者。 十年来，我们所得到的鼓舞，不但来自国内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机关干部等广大的观众，而且也来自国外的朋友。为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自1953年开始，我曾随着我国京剧艺术团，访问了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缅甸、日本、印度、瑞士、智利、巴西、乌挂圭、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各国人民都以令人惊异的鉴赏力和热情，欣赏了我国的京剧。到处是拥挤的人群，热烈的欢迎。这里，艺术一时成了和平、友谊的代名词。从北京到圣地亚哥，从莫斯科到蒙得维的亚，不论是华沙、东京、里约热内卢……，人们热烈赞扬我们的艺术为“青春常在的古老艺术”，把艺术家当作和平使者。几年来，在我耳边时常会响起那句极不熟练的然而有力的中国话的声音——“和平万岁！”在我眼前也时常会闪出从人群中走出来闪烁着泪花拥抱我们的那位在战争中失去了儿子的俄罗斯妈妈，那激动地握着我们的手表示一定要争取航行到北京来的阿根廷飞机师，在招待会上恋恋不舍一连走来向我们告别四次的南美老人，和说“中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巴西人士……每逢想到这些，再看到今天戏曲舞台的盛况，就不能不抚今追昔而深深感念那些备尝辛酸的前辈艺术家，是他们为我们积累下宝贵的遗产！更不能不感谢我们伟大的党和祖国，是党和祖国拯救了这濒近衰亡的艺术！ 记得1949年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的报告中曾说过旧社会对艺人是又爱好又侮辱；新社会则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艺人（大意如此）。当时，这两句话曾感动得我落下了眼泪，而现在生活本身更加完全证实了这两句话。十年来的生活变化是难以一一尽述的，如果要我概括地说出来，我只能说一句：我们生活在幸福中！